两汉时期，石家庄西部的太行山区一直是制造兵器、铠甲和生产工具的重要冶金基地之一，“冶河”因此而得名；汉唐时期是*佛教、道教复兴并走向鼎盛的时期，恒、赵二州的宗教文化在*宗教史上也留下了绚丽篇章。赵州柏林寺，相传创建于东汉，是河北最古老的佛教寺院；石家庄隋唐文化中较为光辉的历史成就是赵州安济桥，它是世界公认的大型敞肩式石拱桥的鼻祖，在世界桥梁建筑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被联合国确认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隋唐时期石家庄籍的文化名人有魏征和李吉甫。

北宋时期，富弼、韩琦、欧阳修、沈括、苏轼等名宦贤宦先后奉使河北，都在真定府（今正定）留下足迹，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金元时期石家庄建筑艺术成就的代表作是井陉苍岩山福庆寺桥楼殿，桥与殿浑然一体，凌空飞架于千丈深涧之间，状如飞虹，设计形式奇巧，建筑雄伟险峻，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技术和美学造诣。在艺术创作领域，著名的有上京毗卢寺壁画。这些壁画继承并发展了*古代壁画的传统技法，在构图、线描、用色和人物造型等方面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此时的自然科学成果也非常丰硕。著名数学家、学者李冶在数学天元学术方面的研究，对*的初等代数起到了奠基作用，标志着13世纪世界数学的较高成就。 

20世纪初期，平汉铁路（今京广铁路）和正太铁路（今石太铁路）相继修建，并在此交汇，石家庄就是伴随着铁路的兴建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1925年，这座城市始称石家庄市（后曾改名为石门市）。如今的石家庄市区内，高楼林立，街道宽阔，“民心河”像玉带一样环城绕市，沿河20多个公园，像朵朵鲜花把这座城市装点的无比美丽。

石家庄成了*惟一一个因铁路而兴的大城市，地处河北省中南部，环渤海湾经济区，距北京283公里。据有关史料分析，石家庄村创于明朝初年原是正定卫的军屯和官庄。直到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废除卫所军屯制石家庄才成为隶属正定府获鹿县（今鹿泉市）的一个小村庄，与当时的政治中心真定城隔滹沱河相望。据清光绪《获鹿县志》记载：“石家庄，县东南三十五里，街道六，庙宇六，井泉四”20世纪初，石家庄村的面积还不足0.1平方公里，仅有200户人家，600余口人。

历史的事变如万花筒，让世人应接不暇。由于偶然的因素，石家庄成了两条铁路的交汇点，而由此带来了一个区域在世纪之初的重大变故，一个乡野小村被隆隆的车轮托起，使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南移，先取代正定，后取代保定，成为控燕京南门、扼冀晋咽喉、连齐鲁中原的华北重镇。

正太路起点南移，是石家庄由乡村向城市化迈进的诱因，真正起基础作用的因素，还是现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伴随铁路线的通车，一批近代工业相继兴办，其中包括：在石家庄村东创建的正太总机厂（今石家庄车辆厂前身）；大兴纱厂即石家庄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井陉矿和正丰矿等。近代大工业的兴起，带动了中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1920年在铁路以东建造石沧路场子，同时，平和轧棉公司、万华肥皂公司等企业也在铁路东兴起。随之，大批农村人口向石家庄集中。到1930年，仅产业工人就达1.6万人，大大促进了石家庄城市化的进程。

20世纪初叶，石家庄还是获鹿县辖下的一个小村，那时的获鹿就是通燕赵、连三晋的货物集散地，素有“日进斗金的旱码头”之称，但是，随着正太铁路的兴建通车，日进斗金的旱码头逐渐东移，石家庄的商业、服务业日渐繁荣，逐渐取代了获鹿的地位，成为向近代化城市迈进的又一重要因素。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1907年10月）正太铁路全线竣工通车，使石家庄村东一举成为京汉铁路与正太铁路的交汇处。到1925年仅铁路以西的石家庄村街区面积已经达到1．8平方公里，开始形成了小城镇的雏形，成为与获鹿县城、正定县城规模相当的新兴城镇。这一时期，正是*近代城市建制酝酿创立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之下。当年6月24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令，批准直隶省属11个城镇自7月1日起实行市自治制，其中“石家庄市”“以石家庄为其区域”。但是，由于石家庄村及周围工商业人口还不足一万，所以，获鹿县决定把铁路以东的休门、栗村合并在内，使这个新市镇的人口达33077人。经过多方协商，以石家庄与休门两个村村名中各取一个字，称为“石门市”。同年8月29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指令第12713号，批准“将直隶省石家庄、休门（qiumen）两市合并，更名为石门市，以符名实。”从当时民国政府的文件可以看出，“市”这个概念在使用中十分混乱，与小城镇、市镇有许多类似之处，根本不是建制市的一种标准概念，也不是一级行政区划。所以，这时的“石门市”，与“获鹿市”，“正定市”、“辛集市”等实行市自治制的城镇一样，不过是一种小城镇的管理模式。

1928年，*开始将“市”作为一种行政建制。南京民国政府颁发了《普通市组织法大纲》和《特别市组织法大纲》，规定了设立普通市和特别市的条件，开创了*市级建制的先河。而此前直隶省实施“市自治制”的11个所谓的“市”，显然不符合建制市的条件，所以一律取消。虽然石门设市未成，但并未阻挡石家庄城市化的进程。随着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大批农村人口向石门集中，或充实产业工人队伍，或从事商业，服务业，或经营小作坊手工业。到1930年，石门产业工人总数已达16000多人。

1933年7月，石门总工商户约230余家（包括银行，钱庄、工商企业）。随着交通地位的提高，电信、邮政事业也不断发展。为适应日益发展的工商业，石门的社会管理机关也不断增加，政法方面有石门地方法院，石门地方检察院、石门特种公安局；税务方面有石家庄统税管理所、石门区税务征收专局、石门屠宰检验税局，西南区矿产税务局，河北第九区烟酒稽征分局、获鹿县汕饼花籽牙税征收所等等。与此同时，驻石门的军队、宪兵及各类行政机关、军政、商税各界官员、随员不断扩充，人口不断增长，到1937年6月石门总人口已达72100多人。从当时的城市规模和交通地位来看，石家庄已经取代了获鹿城作为晋冀两省之间物资集散地的地位，并且正在取代正定城逐步成为这一地区内交通、邮政、通讯中心。

1937年10月10日，日本侵略军占领石门。他们十分看重石门的交通地位，采取一系列手段，把石门培植成他们长期侵占华北的军事基地。一方面大量增加兵力，拓展城市规模，强化城市的军事地位。另一方面在这里扶植傀儡政权，1938年1月15日扶植设立了伪“石门市政公署筹备处”。

1939年伪河北省公署呈文给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称：“石门地当冲要，居京汉路中枢，正大路起点，物产集中，工商荟萃，人口虽不足三十万，而政治，经济具有特殊情形，拟请准予设市”。同年10月7日王克敏签发《行政委员会指令（秘字第1027号）》，批准石门设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