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通过网络收养,还存在着众多私人协商达成的事实收养关系。这些事实收养,由于不符合收养法规定,或未经过民政部门登记,都处于灰色地带。

  人大代表建议降低收养门槛

  在今年3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方燕将修改收养法作为她的第一份建言向大会提出。

  收养法颁布于1991年,1998年作过一次修改,此后一直再未修改。

  事实上,方燕代表并不是第一个提出修改收养法的。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几乎每一年都有人大代表在全国两会上提出修改收养法的议案或建议。2013年,时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李勤就联合多位代表在全国两会上提出修改收养法,“降低收养门槛”,修改收养法中收养人应当“无子女”和“只能收养一名子女”的条件限制,通过修改收养法改变众多事实收养“合理不合法”的情形。

  一个值得关注的背景是:“全面二孩”政策出台。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明确自2016年1月1日起,“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提出,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收养法制定时“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背景不复存,应及时对收养法中相关的限制性条件作出相应修订,以便与现行法规政策相衔接。

  初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方燕和连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李勤都认为,通过降低门槛,把更多有收养意愿和收养能力的群体纳入进来,把一些处于灰色地带的事实收养合法化,更有利于政府部门对收养行为进行合法的监管,也能更好地维护被收养孩子的合法利益。

  “放管服”结合,更好地保护被收养孩子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家庭能收养几个孩子,侧重点应该是,家庭是不是完整的,家庭的抚养条件如何。”几年前,李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几年过去了,李勤不仅依然关注降低收养门槛的问题,而且在进一步思考降低门槛后的事情。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李勤表示,在取消收养法现有的限制条件时,应该同时考虑细化收养标准,对收养人要有更科学的考核标准。既要考虑收养人在经济条件上是否有抚养能力,也要考虑到收养人是否有能力教育这个孩子,要有教育管理的考核指标,考察收养人是否有能力给孩子提供相对比较好的教育环境。

  不久前引发关注的“爱心妈妈风波”,也引起了代表们的关注和反思。李勤代表认为,对于收养后的监督,民政部门应该有一些更细化的考核指标,大数据为细化监管提供了可能;要做好监督和服务,比如委托福利机构或有关组织定期对收养家庭进行跟踪回访和指导。“不能等到悲剧发生了,出了问题,再去管。”

  谈到收养后的监管,方燕代表也有很多的思考。方燕代表表示,对收养法进行修改当然很必要,但后期的跟踪评估和监管服务也必须要跟上,要建立完善的配套制度体系。

  如何对收养家庭的后续情况进行准确的评估和到位的监督?方燕代表认为,村委会、社区居委会以及派出所可以承担起最直接的监督职责。特别是村(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熟悉邻里情况、了解信息方便,便于随时掌握收养家庭的情况,方便进行常态化的监督。另一方面,民政部门可以委托第三方社会公益组织,安排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社工通过定期回访、调查等形式,对被收养人的生活学习情况、收养人是否尽职等进行评估。此外,送养人特别是儿童福利机构,也要担负起一定的跟踪监督责任,定期对收养家庭进行回访。

  在当下,建立完善的收养信息系统,对于提高监督的实效非常重要。方燕代表建议,要借助大数据的技术优势,逐步建立全国联通的收养信息系统,确保收养家庭的动态能够随时被相关部门掌握,防止出现收养完成后收养家庭就失联失控的情况。

  “从修改收养法,到建立完善的跟踪评估和监管服务体系,需要一步一步来,”方燕代表说,“让被收养儿童在新的家庭中生活好,成长好,才是最终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