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山路滑,不少人摔了跤,“前面的人倒了,后面的人大笑起来。笑的人嘴还未合拢,自己又像滚西瓜般地溜了下去”。萧锋也因一不留神,摔倒掉进路边的山沟。

幸运的是,半山腰的树丛将他挡住,萧锋才没有再往下滚,战友们用绳子和几副绑腿带把他吊了上来。

中央红军长征之初,堪称“大搬家式”转移——

十几门山炮拆卸开,光一个炮筒都要四个人抬;还有印钞机、X光机、纸张等大批物资,有的军团超过1000副担子。

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严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行军速度,创造了奇迹。

能够提前预想的困难都算不上真正的困难,而红军突破的困难都是他们的极限!

乐昌市党史办工作人员丁彩凤说,翻越大王山,红军将士完成的是一次对自然和艰苦环境的征服。

回忆这段经历时,萧锋写道:“敌人围攻苏区,构筑了千沟万垒,妄图置红军于死地,但英勇的红军不是打出来了吗?大王山看上去高不可攀,但我们不是也闯过来了吗?”

翻阅红军的日记、党史资料,红军战士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信心,革命的英雄主义、乐观主义跃然纸上——

进入湖南丘陵地带,敌人的飞机像蚊子一样,每天都有八九十架次;

四连昨天扩了四名,六连扩了六名,增加了战斗力量;

晚上大风呼啸,天气异常寒冷。郭辉勉同志奏起了“梅花三弄”的曲子,这首曲子我还是两年前在广昌战役时听他演奏过;

……

就这样,严密的封锁线被红军将士视作等闲,高耸的大王山被踩在脚下,逶迤的五岭成了腾起的细浪!

超越——每一步长征路,都擂响改天换地的鼓

“今天出发,使我感觉有点不同了,因为从今天起,就要离开我们的老家。”

这是1934年10月18日,时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秘书童小鹏在日记当中写下的。

“离开苏区,离开老家,意味着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从此开始了失去根据地的长期外线作战。”广东韶关市原党史办副主任梁观福说,故土难离、安土重迁是人之常情,从这个角度看,越是远离家乡,就越能看清他们为何长征、为谁而战。

在南雄上塑村,时任红一军团供给部出纳科科长的彭显伦做出回答——

彭显伦1926年参加革命后,敌人出于报复和震慑乡里的目的,掘了彭家的祖坟。他的妻子带着年幼的儿子四处躲藏。

据介绍,长征期间,红军路过南雄时,曾把上塑村作为主力部队的宿营地。

“但就是这么近的距离,父亲都没有顾得上回家看上一眼。”彭显伦的女儿彭汇生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她的父亲才终于回到家乡。

在赣粤交界地区的上中站村,萧锋做出回答——

在那里,队伍遇到一位姓罗红军的家属,他家中三人被敌人杀害,父亲只能乞讨。萧锋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她眼睛看不见了,也曾要过饭,是红军让她有了饭吃;红军一走,她肯定又要受苦讨饭了。

萧锋情难自禁,提笔写下这样的话:“我们只有热心革命,早日打垮反动派,穷人才有出路。”

“红军将士超越常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不计一人之安危,不计一家之福祸。”梁观福说。

这就是红军的信仰!中国工农红军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是长征胜利之魂,令他们百折不挠。

这支红色大军是由红色的崇高理想武装起来的,他们每远离家乡前进一步,都是在擂响改天换地的战鼓。

长征,每一步都播下了革命火种,为人民而战——

11月7日拂晓,红九军团刚离开城口,就见城口墟上空升起滚滚浓烟,火光冲天。他们当即派部队返回,组织军民灭火。

群众说,“白军杀人放火,红军舍己救民”。红军在当地名声大振,不少群众加入红军。

今天走进粤北,在仁化等地,“红军是自己的军队”“消灭地主武装 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等标语仍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