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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非一日建成,苏联也非一日倒掉

谈到“苏联解体”时,共运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指出:戈尔巴乔夫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把苏联模式的弊病、苏联宪法的缺点和弱点、一党专政、以党代政等等通通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或者科学社会主义错了。所以1988年以后他的指导思想转向民主社会主义,想把苏联共产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他没有从体制内找到进行改革的一条路,在党内外各种压力下,他认为要想救苏联只有把西方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体制引进来。他修改了宪法,1989年5月建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1990年2月取消宪法当中规定的共产党领导地位,又在苏联建立总统制,自己任第一任总统,也是末任总统,加强控制。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一致同意通过实行多党制,全国出现了一百多个政党。就这样,苏联政局一下子就大乱了。

然而,在高放看来,苏联最后的解体虽然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促成,但苏联自身的问题却已存在许久,并且延误了种种改革良机,最后“病入膏肓”。他说: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沿袭了斯大林的那套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一而再、再而三地延误了政治体制改革,到80年代末苏联终于爆发经济、政治和民族三大危机。从而给叶利钦提供了重拳轰击苏共极权、特权的口实和机会。

赫鲁晓夫看到了斯大林体制的弊病,想做一点改革,把党政分开,但是改革不彻底。他还有一个重要的疏忽,实行党政分开时党军也分开。最后因为他没有掌握军权,结果于1964年10月发生宫廷政变被迫下台。

勃列日涅夫吸取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教训,又搞党政军三大权统一于一身。他不能再兼政府总理了,转而兼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即国家主席。1977年,他又制定一部新的宪法,扩大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主席的权力。而且他1982年去世的时候是76岁,又搞终身制。同时他大搞新的个人崇拜。当时,干部特权也越来越多,工资差别扩大到100多倍。

勃列日涅夫过世后,由他的亲信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先后执政一年多,一个68岁接班,一个73岁接班,都是老人病夫治国,没什么改进。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如果他能够动员全党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来总结历史经验,本来可以逐步探索一条体制内改革成功的道路。当时原苏联人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抱有很大希望。可是戈尔巴乔夫执政6年,头3年依然延续斯大林体制,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他急于搞“加速战略”。经济加速战略不成功,1988年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可惜的是到1988年苏联共产党已病入膏肓,病情严重,各种矛盾激化。【详细】

显然,当僵硬而病入膏肓的苏联体制,遭遇戈尔巴乔夫的“宪政”改革时,只有崩溃一途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树华在谈到“苏联解体”时认为:历史表明,苏联解体是苏共后期蜕化变质的结果。戈尔巴乔夫盲目的政治改组和匆忙的民主化正是这一过程的加速器和导火索。并指出:改革不能变成“信仰放弃、方向背弃、主义抛弃”,改革不是改向。他说:

一、政治道路:改革而不应改向。1983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考察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苏东国家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信仰。这些国家正在崛起的一代领导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务实派。戈尔巴乔夫自己承认,他早就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因此在上任后便企图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

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的手段,改革不能变成“信仰放弃、方向背弃、主义抛弃”,改革不是改向。打着“民主、人道”旗号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思潮不仅使得苏联改革误入歧途,而且葬送了74年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埋葬了国际共运中最具影响力的、有着90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

二、苏共领导:坚持不应放弃。苏共是苏维埃政权和政治体系的根本和核心,是整个苏联大厦的支柱和栋梁。然而,戈尔巴乔夫视苏共为“绊脚石和阻碍机制”,采取“非党化、去苏共化”的政策。失去了苏共也就没有了苏联。广大党员对党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引发了大批苏共党员退党。大批党员退党或脱党实际上是对戈尔巴乔夫搞垮苏共的不满和抗议。

三、宪政制度:完善而非拆毁。苏共领导地位、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联盟国家是苏联政治制度的三大根基。戈尔巴乔夫通过激进的政治改组拆毁了苏联国家和宪法的根基。1990年前后,戈尔巴乔夫积极推动修改苏联宪法,取消了苏共领导地位;宣布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设立独揽大权的总统职位。戈尔巴乔夫开启的民主化运动落入陷阱,政治改革也随之走向了绝路。【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