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的现实:中国人在诉求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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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阶层”的人群有着不同的诉求

底层:草根、平民人群

边缘人群、弱势群体,往往被冠以法国大革命中的词——“草根阶层”。而此处所说的这一群人,大概可包括农民、农民工、小摊贩及其他低收入或无收入人群。有人概括说,他们是经济上的贫困人,政治上的小人物,收入低,居无定所,为生存发愁;他们“先天不足”,拼不过资本,拼不过权力,拼不过“关系”,拼不过声望;他们勤劳却不富有,他们有理想却没机会,他们渴望认同却屡屡碰壁。从户籍政策到财富分配机制,从行业明规则到潜规则,从就业到买房,到处有看不见的“天花板”横亘在他们面前,底层人群向上跃升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下流”的他们,板结在社会的底层。

这群人有何诉求?很明显,对于穷困的他们来讲,最基本的是生存的需求。对于他们中的有些人来讲,希望解决“温饱问题”,对于他们中“条件稍好”的一些人来讲,则还存在“发展问题”的强烈需求及极大困境。对于“发展”来讲,他们对“就业机会”、“教育公平”、“上升机会”有着强烈的渴望。当然,医疗保障、安全保障等一系列保障问题,是他们的共同需求。

越是底层人群,他们摆脱自身生存状态的现状越强烈,他们还将这种愿望寄托在子女身上。然而现实很不容易。在社会现实中,他们实则处于“边缘”位置:不仅“失业”问题突出,而且即使“就业”,收入也很微薄。对于“教育”来讲,子女从小的教育成本、异地就学的巨大代价等等,都使他们压力非小。而“上升”的问题对于他们尤其困难,社会、智力、资金等资源的匮乏导致他们“上升通道”的隔绝已是社会公认的事实,“一般”途径难以行通,于是对于有一定教育背景的底层人群来讲,报考公务员成为他们中很多人上升的“最佳途径”,这也促成了“公务员热”的一大怪现状。似乎他们要摆脱自己的现状极端不易。甚至,生活的艰难,对前途的绝望,心理的严重失衡,使城市乃至农村底层人群强烈地反作用于社会,出现了以暴力或非法手段获取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苗头。

在这群人中,还有一类“特殊人群”值得关注,他们就是底层知识青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底层知识青年群体,主要是一些有一定文化知识和见识,但没有纳入国家体制内,没有稳定工作,生活漂移的年轻人。大体上包括三类人:生在城市,大学毕业后无业在家“啃老”的城市青年;生长在农村,大学进城读书,毕业后无业,有的进入城市为“蚁族”,有的心有不甘地待在农村;随着进城打工的父母生长在城市,他们不同于城里人也不是真正的农民,在接受了相当的教育后无业的青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建嵘认为,当前最应当关注的是底层知识青年的意识形态可能正在形成,也就是所谓的“愤青”意识。与主流价值观不同,这个意识形态反映了底层知识青年共同的社会认知。这种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这是造成底层社会不稳定的基本根源。目前在网络上,可以看到这种意识的苗头,任何一个政治主张出台,任何一个社会热点事件的背后,都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反弹观点”。这种“反弹”与国家所要表达的主流价值取向完全相反,这种“反弹”就是“底层知识青年”表达的“不满和反抗”,如果进一步蔓延可能造成明显的官民对立。

中层:中产、白领

所谓中产,通常是指中间阶层,英文为“midd1e c1ass”。这个群体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中产并不单纯是财富概念,还包括心态、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内容。当今世界,对中产划分并无统一标准。

中产人群显然在生存问题上比“底层”人群优越得多。他们实则已经摆脱了“生存问题”的困扰,而是有着更高级的诉求,当然,也面临着更大的问题。

当然,普遍看来,对于中国来讲,“中产”阶层似乎尚未完全形成。中产阶层在政治家眼中被看作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经济学家的口中则被认定为促进消费和拉动内需的主体,到了文化学者的笔下,更被确认为承载现代文化的主角。社会学家通常认为一个社会应该有60%~70%的人口或家庭属于中产阶层,这样的“橄榄型”社会才是稳定的。然而,我国社会则仍是“哑铃型”,底层与上层人群占多数,真正的“中产”阶层人数很少。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白领”人群可以等同或称为“中产者”,然而,近年来生活成本的上升,尤其是房价的高涨,已经使他们沦为“伪中产”。除了房子,还有工作压力、健康压力,让许多白领“有‘中产’收入没‘中产’生活”。光鲜的“中产”外衣下,是他们疲惫的生存状态。从这些生存状态中,我们可以窥见他们的真正诉求。

住房压力。“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现在已经成为铁的事实。本来经过多年打拼的白领正在筑垒中国中产阶层的基础,没承想近年飞涨的房价让他们的“中产”梦碎。不买房子在大城市里扎不了根,买下房子就成了“房奴”。

经济压力。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吃穿住行等实物消费比重过大。基本耐用消费品普及,住房、衣食、交通等实物消费在中产阶层家庭消费结构中占有突出的位置,服务消费没有得到充分的成长。另外,教育、医疗等巨大压力,也正在透支他们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支付能力。而对于有些“白领”人群来讲,如果自己的长辈、父母需要赡养,则更为他们本已负重的“经济压力”添加了砖瓦。据此,有人称,很多表面看来尚属体面光鲜的中产阶层,其实根本经不住生活风雨的轻易击打。他们只是经常生活在一种美好的幻象中,命运不过就像易碎的玻璃器皿。很多时候,他们自己都不敢想象,住房、看病以及衣食住行,什么时候就会出现最后一根压垮他们的稻草。

健康压力。据一项调查显示,70%以上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其中还有38%患有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等运动系统疾病,32%存在肠胃、肝脏等消化系统问题,22%有失眠、抑郁等心理疾患症状。更有人这样描述道:“从写字楼走出来的白领,不过是一群听起来很爽,看起来很美,却干着辛苦活儿,拿着血汗钱,受着脸面与金钱双重煎熬的主儿,是脂肪肝和早衰的代言人……”如此白领,与“中产”的外在与内在生活要求相去甚远。

“下滑”的压力。有分析认为,今天中国的中产阶层的独立性较弱,在各种权利与福利面前,常常成为被剥夺与损害的对象。现实是,中产阶层是最容易遭遇“权力排斥”的群体,如果他们不能及时与社会上层权力结盟,甚至成为资本与权力的附庸,往往就只能被迫告别这种前后“两不靠”的尴尬,滑入社会底层。更何况,当前诸如市场机制失灵、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公民社会发育程度较低,这一切,都容易造成中产阶层的发展权处于贫困状态,返贫为低收入群体。

从这些生活层面来讲,我们看出,对住房、消费、健康、稳定的诉求是“白领”阶层在生活层面的主要诉求。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他们徘徊在“中产”的门口而不得不做“伪中产”。当然,对于他们来讲,同样存在着“发展”的诉求。他们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大多有着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但很多时候,往往沦落为在“现实”与“理想”中挣扎的尴尬处境。

在“白领”群体中,同样存在“知识青年”人群,甚至大多都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的高等教育及知识眼界,常常使他们对社会现实产生看法。而这些看法与自己的尴尬处境又纠结在一起,对他们的心理构成深层压力。由于这类人群大多拥有较高的素质,一般不会将压力、不满表现为行为,但他们在网络上的表达已经成为“复杂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层:精英人群

有人概括,在目前的中国,狭义的精英阶层主要包括掌握实际权力的官员、国企高管和资产丰厚的私营企业主等新富阶层、有很强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广义的精英阶层也包括一部分位置靠上的中产阶级。我们说,“精英”人群大致可包括政治人物(各级领导干部)、商界人物(包括大、中、小企业主和部分经理人员)、知识人士(包括各类收入较高、地位较高、影响力较大的作家、专家学者等),以及其他技术人员(包括工程师、技术研发人员等等)。他们有的掌握权力,有的拥有很高的收入,共同特点是消费能力强、社会地位高、社会影响力大。在生活中,他们普遍拥有房产、私家车以及其他高档消费品,在文化资源、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拥有方面处于优势。

其实,如此描述,可能会给人以错觉,似乎这类人群已经不需要有格外的需求。然而,即使是这个人群,同样处于“复杂”的状态之中,同样有着各自的需求。当然,这些需求都已超越了“生存”层面及“经济”层面。

由于这些人大多掌握着权力、财富及社会影响力,因此,他们是与“改革”距离最近的人群。更可以这样说,解决前述的底层、中层人群的诉求问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所掌握的“改革”的成效。然而,长期以来,这类人群形成的“利益集团”已成为一项公认的事实。而这一“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对“社会公平”的实现所产生的阻碍,也已成为公认的事实。这一事实已经使得国企、政府机构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领域。这一事实也使得中下层人群难以实现自己的诉求,而且也使“精英”群体本身出现分化。事实上,“改革共识”无法达成,政治、社会观点分歧巨大,主要就表现在这一人群本身所存在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影响了中、下层人群,并导致了社会在价值层面上出现了“分裂”的局面。

当然,他们在生活层面上其实也有较高诉求,比如更好的生态环境、更好的生活舒适度、子女更好的教育条件等等。这些原因导致他们选择移民国外。而在一些人看来,对于移民国外的“精英”人群来讲,“安全感”同样是重要考虑因素。而有些移民人士则是考虑到更有利于自己的政策。

由此,我们也可以说,“精英”人群的诉求,往往在于其各自价值理念、生活理念及利益的实现。这些价值理念、生活理念及利益的实现的诉求,往往又表现在他们的政治观点、经济观点及对“改革”等问题的态度,甚至行为上,还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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