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们大体了解了当下中国各“阶层”的生存状态及各自诉求。当然,这些只是不同群体不同诉求的简单概括,从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到一些“复杂中国”的构成要素。这也是我们了解“复杂中国”的一个现实基础。然而,又该如何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的“复杂性”呢?系统地来看,中国到底“复杂”在何处?《环球时报》8月11日举办专家座谈会,围绕“复杂中国”开展充分的讨论。让我们听听专家们的分析总结。【详细】

“改革”与社会转型伴随的复杂

【超大型规模】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认为,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社会。国土幅员之广、地区差异之大、发展步伐之快、崛起时间之短、历史负重之重,应该说前所未有,如同一个超宽的荧屏,既令人眼花心乱,也可能使人头昏眼花。再比如讲当前也提到一个中央和地方博弈的问题,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的诉求难免不一,中央和地方的步调难免不齐,打个比方讲,你要让这个幅剧目的图景看上去很美,简单的创作手法的艺术加工行不通。

【成就与问题并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认为:中国本身就是一条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在这个长河当中我们的经历也是沟沟坎坎,非常不容易,而我们更不容易的就是今天我们这条长河还在奔腾不息,没有断裂,而且也不可能断流,就是因为它有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和中国与生俱来的特质有关,你可以把它叫“复杂”,也可以把它叫“中国的特性”,也可以把它叫“中国的例外”,甚至也可以把它叫“中国的韧性”。

在这样一个河流当中当时我们有辉煌、有成绩,但是就像硬币的另外一面,我们可以说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300年发展的道路,在享受300年带来的发展带来的成果和快乐的同时,我们也是把过去西方300年所经历了痛苦、挫折和那种幻灭给压缩到这30年。所以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或者正在经历的这样一些痛苦……实际上我们一边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在经历这样一种痉挛,一种社会转型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是不能够逾越的,你超越不了,必须去经历,最大的不同过去别人用300年来舒适、释缓这种痛苦,但我们今天只用30年,所以这个痛苦的力度和频率是没有人能够相比的,而且不在中国,它也是理解不了的。

【改革深水区】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攻坚阶段了,所以现在主要带来的最大的问题一个就是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特别是腐败问题。我们社会已经到了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党已经到了不走不行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中产阶级崛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一个新兴国家发展这么快,这个现实非常的复杂,这个“复杂中国”里边,我觉得倒是一条主线,现实复杂里边有一条主线,就是中国的中产阶层它崛起的非常快、速度非常快,它的体量现在增大得非常快,但是中产阶层一方面它从社会其实是得到了很多的好处,它在经济发展中得到很多好处,起码我们过去“60”后、“50”后,我们这些人大家都曾经有过饥饿的感觉,现在没有了,但是他现在发现,他的不高兴、不愉快这个问题变得非常严重,中产阶层不愉快、不高兴,微博上的一些反映有一些是政治目的、有一些也不是,他就是中产阶层,或者是中产阶层后备军的年轻人,他心里不高兴,他心里有很多(怨言),越发展的好,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很多行政部门,我们很多人觉得这个社会好像我们做得越好,骂我们的人越多,很多人恰恰认为这是不正常、反常的情况,反而我们取得成绩越大,恨我们的、讨厌的、骂我们的人越多,这种我觉得是正常的一面,但是它也有不正常的一面,他有正常一面,正常一面在哪。

“制度”、“文化”层面的复杂

【制度复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喻中认为,在政治上我们中国采取一国两制,这就是个复杂,是包容的、开放的,既有大陆的主体性的社会主义,也有港澳台的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我们既有公有制经济,也有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在经济上发展水平上,很多地方像欧洲,也有很多地方像非洲,极度不平衡。在文化上全世界所有的有价值的、有影响的文化当代中国都能够找到他们的影子,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信仰方式、交往方式、艺术形式等等方面更是五花八门,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复杂中国。

【制度的不完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说,我很同意“复杂中国”的这样一种判断,我们中国本来就是复杂的,但是面对现实,人们感受到把中国简单化的东西。中国社会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缺少社会共识,而这种缺少社会共识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舆论政策和现实的制度的限制所造成的,就是没有一个有效的渠道来交流各种各样的想法,没有各种各样的有效渠道把大家不同的意见透过某种充分的交流、整合、互动,充分的表达来寻找到大家的共同点,寻找社会最大公约数,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现在所致力于建设的制度,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够把大家包容在一起的,包容在一起的有什么样的特征?就是能够把针锋相对的人、针锋相对的意见也能够合理合法地把它们能够充分地表达在一起。

【文化复杂】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认为,我们研究一个社会需要有比较稳定的观察角度,即从文化上考察整个社会的底蕴。中国之所以是一个“复杂中国”,主要是它的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就比较复杂。文化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而文化的组成又受历史、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比如我们的历史观,尤其是对近代和现代历史,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就对社会有不同看法。其次是宗教。我们最早是有道教、佛教等各种教派,后来又从境外传来了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社会兼容并蓄,也非常复杂。第三是信仰,有些人信仰共产党、共产主义,但有些人崇尚西方价值观。这就带来了根本上的差别,有些人认为现在我们走这条路就是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但有些人认为应走西方发展道路。四是意识形态,虽然我们说要淡化意识形态,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反而越来越凸显。这些都造成了中国现在的复杂情况。加之,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一些深层次矛盾和历史遗留的问题浮上水面,进一步加剧了国情的复杂性。

“舆论”上表现出的复杂

【公共领域火药味浓】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认为,当前中国的舆论场呈现出多种声音和话语表达,背后是越来越复杂的利益冲突。看看中国的互联网和新媒体就不难理解。现在中国的老百姓成了一个“老不信”,就是你说什么我都不相信了,普通存在只信电脑不信电视等等。最近特别是几起媒体记者实名举报高官、高管的事件表明中国公共领域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用简单思维来应对复杂局面结果也很简单。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说,我们提“复杂中国”概念主要是有一个舆论的针对性。因为舆论往往是两极的,官方媒体经常会把这个国家说得非常光明,这是一种倾斜;然而在互联网上,舆论又往往把国家说成一团漆黑。现在这样的两极舆论比较严重。我宣扬“复杂中国”针对的就是这一现象。我们既不认为中国是一片光明的,也不认为中国是一团糟的,“复杂中国”应该成为社会对中国理性认识的一个出发点。

【中华文化的第二个轴心时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喻中说,我个人的理解是“复杂中国”是中国对外开放海纳百川的结果,对于社会评论者、舆论从业者来说,“复杂中国”主要是指思想观念的多元化。无论你说什么都有人赞同,但也有人反对,甚至是强烈地反对,这就是“复杂中国”在舆论(常语)中的直观反映,在这样的“复杂中国”任何评论家、任何人名眼人都不可能指望一言既出、举国附和的效果,没有这样的时代了。这与80年代的单纯已经形成很大的差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80年代的时候启蒙者说个什么话,举国附和,现在没有了。为什么有评论说80年代的改革有高度共识,而现在则没有这样的高度共识了,原因就在这里。

80年代是单纯的,现在是复杂的,缺乏高度共识是“复杂中国”的伴生物。有的为此忧心忡忡,我个人认为不必对此感到遗憾,没有高度共识未必是坏事,各种对比的思想观念相互碰撞、相互激荡正是新思想、新文化、新文明孕育产生的前提条件,按照《易经》中的“元、亨、利、贞”的排序,现在依然是贞下起元的时代,也可以是中华文化的第二个轴心时期。这样的轴心时期,在这样“复杂中国”的时代,更是逆言者、社会评论家的黄金时代,因为空间很大。在“复杂中国”的时代逆言,还要看到思想观念的多元,说到底它是利益的多元,在逻辑的尽头、理论的尽头都是利益,不必遮遮掩掩,但关键是谁的利益。

复杂中凝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