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意识:中国人爱“告状”

中国人为什么爱“告状”或曰“上访”呢?实际上,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比较深远的心理因素,有人将之归为中国人的“权力意识”。什么是权力意识?有人解释称,是指“历代中国平民在对有权者有一种天然的畏惧,另一方面,中国平民对权力又崇拜有加且向而往之”。这种意识使他们格外崇拜“权力”的效用。而当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后,他们的“权力意识”就会发作,首先或主要想到的就是试图通过寻求一定的“权力”,以为自己“做主”,维护权利。

事实上,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历代以来信奉“有治人无治法”的思想,在政治上期待有德者的统治。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各级官员,他们必须在“道德”之内行使职权,并做到表率,也就是《论语》中所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思想。一般情况下,在老百姓心目中,对“在上者”会心存敬畏,认为他们都是道德高尚之人,会“主持公道”。这一方面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依靠道德治国而延绵不绝的国家,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形成了对“法制建设”的轻视。当人们的权利受到损害之后,他们认为道德高尚的“在上者”会为自己做主,这就形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惯性思维。这其实是“权力意识”的本质所在。

当然,中国历史上并非一直是太平盛世,改朝换代、“天下大乱”也时有发生。“在上者”也并非人人都是道德高尚的“君子”,苟且“小人”、贪官污吏也大有人在。但作为一种文明模式,它形成了这样的信奉“有治人无治法”的德治传统。在传统的“道德”文化氛围中,大体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运转及合法权益的维护。然而,当传统的道德信仰、“德治”文化已被取代,而健全的现代化维权制度尚未建立之际,人们的这一传统的“权力意识”在当前的社会,就显得非常不协调,并容易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我们一方面试图建设法制,依靠法律维护权益,然而,法制尚不健全,渠道尚不通畅,很多时候并无法实现下层民众的维权诉求。同时,我们在制度上仍然保留着“上访”的渠道,这就使民众的“权力意识”得到了实现的空间。但同时我们又要看到,有时因为种种特殊原因,不仅法律渠道本身不够通畅,即使带有传统意味的“上访”,渠道也并不通畅。

向“洋大人”告“洋状”

在感到国内的上访渠道不畅通之后,部分访民找到了上访的“新渠道”:“告洋状”。或者可以这样说,在部分人的心里,认为“告洋状”比在国内上访效果要来得好。一方面,从现实角度来说,制造出有“国际影响”的事件,容易引起国外政府及民众的关注与同情,进而帮助,而这会更加有力地对国内相关部门进行“提醒”,并试图以此来实现自己维权的目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同样有着比较深层的心理因素,那就是一些人的“洋大人”心态。

有人曾举过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在很多场合,经常会见到中国人与外国人在一起的场景。而在这些场景中,无论是喝咖啡、谈业务、闲聊,通常是以英文或其他外文进行,而极少用中文的。但有的外国人反映,其实他们的中文比对方的英文要好,但中国人仍然喜欢跟他们讲英文。有的外国人对此感到奇怪:为何来到中国不讲中文呢?虽然这并非都是因为“洋大人”心态在作怪,但显然并非毫无代表意义。

通常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以“中央帝国”自称,周边都是蛮夷,其实心态是比较自大的。清代时,英国人马嘎尔尼还因为中国在外交中称之为“蛮夷”而大为不悦。然而,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等近代历史上一系列列强入侵事件之后,中国人的心态显然发生了巨大变化。外国人从“蛮夷”一跃而成了“洋大人”。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但人们的心理上未必“站起来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对外交流的扩大,西方先进的东西传入国内,再次激发了一些人对西方的崇拜心理,这种崇拜,从文学艺术、科技水平,到社会制度等等,再次显示出“洋大人”的优越来。

无论是在价值观诉求、“独立”分裂,还是维权纠纷等问题上,在国内一时“渠道不通”,于是就向“洋大人”高呼求救。其实在心理上还是认为外国的效力高于国内,虽然在法律途径上未必能直接起作用,但起码能影响到国内。无论是在人身安全、财力,及道德制高点上,傍上“洋大人”,似乎更“有保障”些。

在国际上有法律效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