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后,张富清跟随大部队挺进新疆,一路解放宁夏、甘肃,与西北马步芳、马鸿逵的军队决一死战。此时的张富清已经是二营六连的副排长,他时刻牢记连长李文才说过的话,“一定要保持人民解放军的军姿,听党的话”。张富清所在的359旅在兰州城作为战略候补的突击队,打开了纵深的突击面,为后续的进攻开辟了道路。这期间,又有许多战友倒在炮火硝烟中。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那时,张富清和他的359旅战友,正跋涉在去往新疆的路上,穿越戈壁沙海,翻越雪山峻岭,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南疆的匪患平息之后,已经是1953年的春天。

  战功赫赫的张富清被一次又一次嘉奖、表彰为“人民功臣”“战斗英雄”,记“军一等功”“师一等功”“团一等功”……无论是军功章,还是奖状和证书,他认为那不属于他自己的。沉甸甸的军功章和烫金的证书本该属于那些曾经与他并肩浴血奋战,却倒在战场上的战友们,而他只是比战友们幸运,在枪林弹雨中活了下来。张富清心疼啊,每一次被表彰、嘉奖,他都会想,和牺牲的战友相比,自己有什么资格张扬呢?

  转业到地方后,他取出部队发的皮箱,把昔日的烽火岁月和赫赫战功一并封存。皮箱拎在手中似有千斤重,张富清将箱子郑重地放在家中最高的一个位置。他站在那里,以最标准的军姿向自己的战斗岁月献上一个军礼,而后将记忆尘封,用一把锁头将那段血与火之歌锁了起来。

  这一锁就是六十多年。

  张富清因工作调整离开的那天早上,十里八乡的乡亲们翻山越岭赶来送他

  张富清回了一次老家,这是他自1945年离开后第一次回来。那一年,二哥作为家里唯一的壮劳力,被国民党抓走当了壮丁。张富清用自己换回了二哥,后来成了国民党部队的挑夫、伙夫、马夫。当他在瓦子街战役中被“解放”后,没有选择领银元回家,而是主动要求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最终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9年过去了,小脚母亲康健,二哥已经娶妻生子,30岁的张富清却还没有成家。家乡一个叫孙玉兰的妇女主任仰慕英雄,在媒婆的言说之下,愿与张富清共结秦晋之好。

  那时的张富清已经做出选择,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那一年,他和妻子坐船逆水而上,前往湖北恩施来凤县。张富清被分配到城关镇担任粮管所所长。来凤是生产贡米之地,这里出产的大米品质特别好。粮管所负责向城里人供米,要用水磨碾米,生产的过程中米就会分细米、粗米和糙米。一天,一个干部来买米,找到张富清,说要买细米。张富清说,大家买的都是糙米。那干部说,细米好吃,口感好。张富清一听,心里动了一下。他把目光投向窗外,排队买粮的群众用口袋装着糙米,他觉得自己可以为百姓做点实事。年底,他买回两台打米机,让县城居民吃上了精米。

  1959年,35岁的张富清在恩施地委党校学习两年后,被派往三胡区担任副区长。他二话不说,带着妻子和孩子们就上任去了。这个时候,张富清突然接到一封从老家陕西洋县发来的电报:母病,盼归。但山高路遥,这里与老家远隔千里,交通不便,来回往返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当时,区里办了一个财贸系统的培训班,他负责,实在走不开。思忖良久,张富清决定留下来,他东拼西凑借了200块钱寄回老家,附上一封长信,劝慰母亲安心治病,并一再保证等忙完这一阵子就回家看望她老人家。过了没多久,老家的电报又来了,告诉他:母亲走了。那一晚,张富清向着家乡的方向长跪不起。他内疚啊,生他、养他、教他的小脚母亲走了,作为儿子,不但没有床前尽孝,就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张富清嚎啕大哭,向着老家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

  “文革”期间,张富清的生活工作也受到影响。一家人从三胡区委大院搬出来,挤在一个四面漏风、摇摇欲坠的小木房里,旁边是个铁匠铺。张富清被扣发工资,只有基本的生活费,一个月只有23斤半的粮食供应。

  不久,张富清再一次被下放,这次是一个更加偏远的小村庄。他白天做苦工,夜里就睡在牛圈上方,木板上垫一层薄薄的稻草,与跳蚤、臭虫、蚊子睡在一起。一次,妻子孙玉兰让儿子去给他送衣服。儿子走了一天,终于到了父亲下放的地方。天黑了,儿子只能住在那里等第二天再回家。回到家里,儿子边哭边将父亲的境遇告诉妈妈,孙玉兰心疼得直掉眼泪。儿子一边抽泣一边转述张富清对家人的叮嘱:日子不会一直这样的,一定会好起来的,要相信党,相信国家。